负气出走(图)（1/2）
贺子珍负气出走，**极力挽留：“我现在的情况，同在江西时期不同了，我有发言权了。以后，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，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。”然而，贺子珍终于离国赴苏去了，这给她和**的感情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。 **看到贺子珍要走，极力挽留她。他知道，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，同自己有关，就对贺子珍说： “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，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：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，看到他们受苦，我忍不住要掉泪；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，我舍不得他们离开，有的通讯员牺牲了，我难过得落泪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骑过的马老了，死了，用过的钢笔旧了，都舍不得换掉；三是在贵州，听说你负了伤，要不行了，我掉了泪。” **说这番话时，充满了感情。接着，他又说：“我现在的情况，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，我有发言权了。以后，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，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。” 这些，都是肺腑之言。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，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，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，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，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可惜的是，她当时太欠思考了。她拒绝了**这种心灵的召唤。 贺子珍是个性格温柔、文雅的人，从来不大声说话，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。但她并不软弱。她外柔内刚，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。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，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。 十年前，她才十七岁，大革命失败了，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，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。她的许多同窗好友，纷纷离开革命，嫁了人，躲进安乐窝。而她，偏不肯低头服输。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，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“土匪”的袁文才的队伍，上了井冈山，这就是贺子珍的性格。 如今，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，坚持要走。她把娇娇托付给奶妈，收拾起简单的行李，终于一个人走了。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。 贺子珍到了西安，抗日战争的战局出现了新的变化：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。上海去不成了，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，不想回延安。 这时，**托人捎来了口信：请贺子珍回延安去。**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。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么大小，是**特地请警卫员钉的。贺子珍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，没有带走的小东西，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，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。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，他都要出发了，**又想起这把小刀，亲自放进去的。**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，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。 其实，贺子珍又何尝不怀念曾经长期朝夕与共的亲人呢？ 1937年贺子珍与战友在西安。此时，她身在西安，心却飞回了延安。她惦记着**的健康与休息。她想到，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、烧了一个窟窿的红毛毯带出来，他的被褥更单薄了，他晚上不冷吗?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。于是，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，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，缝好，托人捎到延安给**。这床新棉被，**没有盖多久。有一天，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，怕他受冻，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，盖在贺清华的身上。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。这时，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、西安去延安。贺子珍得到了启发：上海去不成，可以到苏联去。到那里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，养好身体，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。 于是，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，以后又到了新疆，住在迪化(现乌鲁木齐市)中共驻新疆办事处。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，**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，请她不要去苏联，返回延安来。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。不久，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，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，全部返回延安。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，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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