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新“出山”(1)（1/2）
听了陈毅的汇报，中央指示：恢复朱德、**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；**重新“出山”，仍为前委书记。在**的主持下，著名的红四军九大在闽西上杭县召开。 中共红四军七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案和**、刘安恭等的信件，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。 1929年8月13日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，认为这个决议案“有些是正确的，有些是不正确的”；刘安恭的信将**、朱德分成两派，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，在故意造成派别。会议决定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，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，军委可暂不设立，军事指挥由军长、党代表管理，调刘安恭回中央。 8月21日，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，强调“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，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”，指出红军“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”，党的书记多负责任“绝对不是家长制”，事事“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——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”。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，“前委同志号召‘大家努力来争论’”和“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”是错误的。 几天后，陈毅也到达上海。 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，说到**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”。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、周恩来、陈毅三人委员会，由周恩来召集，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。三人委员会确定，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，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。经过三人多次讨论，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。 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，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，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。 9月2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，也就是“九月来信”。 “九月来信”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，着重指出“先有农村红军，后有城市政权，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，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”。 这封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：“一、发动群众斗争，实行土地革命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；二、实行游击战争，武装农民，并扩大本身组织；三、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。”强调“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，这是正确的，绝对不能动摇。不能机械地引用‘家长制’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，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”；同时，“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，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”。这些指示，肯定了**提出的“工农武装割据”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。 “九月来信”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、**的领导，**“应仍为前委书记”。中央的“九月来信”，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、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。 “九月来信”由陈毅带回。陈毅受中央的委托，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。 11月下旬，**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“九月来信”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。这时，他的健康正在恢复，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。他向朱德、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“九月来信”，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。 陈毅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，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。他也坦率地谈到自己的错误。这时他刚满28岁，正是风华正茂之时。他心情沉重而十分诚恳地对**说：“我一生犯过两个错误，一次是1928年没有阻止住部队去湘南，二是这次没有支持你的意见。” 陈毅这位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好同志，谈到自己的错误，是这样的坦率，迎请**主持前委的工作，是这样的恳切。**显然被感动了，表示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，情绪不佳，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。 这样，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。 **的手和朱德的手也重新握在了一起。从井冈山和朱德、陈毅相识，**还没有这样动情过。 11月28日，**写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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